陶铸同志在漳浦山城工作时任中共闽南特委书记，共和国成立后，最高职务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。
我是1930年冬天到漳州的，在那里担任特委书记，住了约一年就离开了。
我去漳州时，正是反立三路线的时候，立三路线之前，福建党领导打厦门监狱，那是对的。以后又打盐管署则是盲动的。打盐管署之前还公开出布告，说那一天我们要去示威，盐管署剥削群众如何不好，布告贴在厦门通往厦大的公路边，敌人事先有了布置，群众一去，给抓几个人，有两个带队的被捕，当天被杀掉。
立三路线我们是反对的。当时上海的中央(王明、博古)派人来传达反立三路线的指示，我们已基本清算了立三路线。中央来的同志说我带队打监狱是“立三路线”的残余，把我从省委军委调到漳州去。
我去漳州的任务是成立特委，恢复党的工作。那时张贞在漳州，他利用叛徒陈祖康、陈裕生极力破坏党的地下工作，白色恐怖很厉害。我到的时候，漳州党的组织已被破坏六、七次了，党派去那里工作的何德顺(原马共中央宣传部长)同志也牺牲了，老同志只剩下王占春、李金发十来个人。王占春带几个人白天不敢在家，要上山或住在果园的“草寮”里，晚上才偷偷回去发动群众。特委成立时，书记是我，副书记董云阁，军委卢肇西(闽西人，永定武装起义领袖之一)。
我是最先到漳州的。初到漳州，我不会讲本地话，旅馆不能住，去找龙溪中学一个姓林的教员(他弟妹是党员，他本人是同情份子，厦门人)，林带我住在南山寺龙中教员宿舍里。南山寺那时有五个大和尚，十几个小和尚，其中有两个大和尚还同情革命(一九三二年红军入漳，和尚大都参军了，现在广州工作的汪慰农同志也是大和尚之一)，有个大和尚姓肖叫达如，是湖南人，有革命要求，他发觉我这个外省人老住在那里，心里很怀疑，找我谈话，说他是赞成革命的，我说“我是反帝的”，他说：“我也是反帝的”，他问我是不是共产党，要求加入组织，叫我放心住在那里。以后，我们买纸或印什么东西，有时他也拿钱出来，逐渐五个大和尚都知道我们是干革命的(或共产党人)，帮助我们掩蔽，就这样，我们把特委机关安在这庙里了。
过了一两个月，我们的工作仍很难开展，在学校里只有少数党员，不能活动，农民方面主要是王占春搞，王虽然有群众威信，但仅是黑夜才敢出来活动，白天仍得入山隐蔽，他们的情绪是悲观的。工人有李金发在发动，也很消沉。我们活动地点在南乡，距漳州城不及二里地，也不能搞什么活动。因此，当时就考虑到搞武装问题，我是坚决主张搞的。
1931年春，我们搞起武装来了。我、卢肇西、王占春、李金发和王占春带的一些人，一共组织了一支二十几人的队伍，可是枪枝很少，把打厦门监狱的两三条短枪拿出来还是解决不了问题，没办法，只有去打土豪。事先调查清楚了南乡一家最大的地主，晚上，我们去了，这是他们从未见过的事，叫地主拿钱，他说没钱，王占春提议把他家最心爱的小孩子带走，带到小山城(漳浦石榴)附近一个山沟里，暂时住在草棚里。过了一个时期，地主家就拿钱来放人了，这次一共搞到几千光洋。我们送了一部分给省委，解决省委在经济上的一些困难，又买了三十多支卜壳枪，原来只有二十多人，加上厦门海滨咖啡店的人(南洋、广东来的)一共增加到三十多人，枪有了，又有吃的，工作的开展也有了依靠。过去，有一种教条主义的说法，认为：武装斗争一定要从减租减息搞起，才能建立武装，但往往是失败了，因为一减租，敌人用镇压的手段对付群众，群众手里没有武装也没有依靠，一搞工作就完了，我们先搞武装是好的，但有了武装必须继续发动群众，带着枪去发动群众，不然可能变成流寇。
当时我们发动群众的方法是利用武装，下到乡里了解群众有什么要求，支持农民跟地主斗争，但也不过分，地主看我们有武装，不敢怎么反对，我们的要求不高，他们也较容易答应。农民在斗争中得到利益，是欢迎我们的。漳州南乡各村农民都是这样，都敢出面和我们接头。群众动起来了，我们又搞掉十来个最坏的敌探、狗腿，地主更不敢乱动。于是，工作局面打开了，好些乡村我们在晚上都可以公开去，逢到张贞的军队来了，群众马上会来报讯。
当时，我们还注意建立一个隐藏的根据地，在小山城周围找了几个小自然村，从来不在那里公开活动，告诉村里的人不要到外面讲，到外面打土豪抢些东西回来，就分给村里的人，他们很拥护，我们也找了一个立足的地方。以后，一股土匪看我们力量大了，要让我们收编。不久队伍发展到一百多人，称为闽南红军游击队(司令部)，王占春是司令，李金发是政委，冯翼飞(省委派去的黄埔学生，海南人)当参谋长，谢××(龙岩人，后来叛变)为政治部主任，我代表特委，随军行动。
我们队伍大了，风声也大了，张贞派人来找我们，我们就把活动范围扩大到漳浦、云霄和南靖边沿地区地。
1931年底，在厦门的省委机关被破坏，重新组织临时省委，王海萍要我回厦门，我去厦门之后，福建临时省委成立，我是组织部长，省委调邓老(邓子恢同志)去漳州接替我的工作，继续在小山城减租减息，建立革命根据地。后来福建党划分为福州和厦门两个中心市委，漳属特委归厦门中心市委领导，我去福州是接蔡协民同志的工作。
1932年4月，红军人漳，我也去漳州。上海中央来指示，要两个中心市委合并成立福建省委，省委机关设在漳州，把已划归中央苏区的闽西也划归福建省委，并要红军留下两个团，把闽南、闽西打成一片。但当时红军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苏区，不久即撤退。这时邓老调中央苏区工作，蔡协民去接他的工作。红军没留下部队，只留尹林平同志等一些干部。闽南原有的武装编成红军独立第三团，扩大到一千人左右。红军退漳后，独立团开往小山城，敌人围攻，蔡协民不及时分散去发动群众，开展游击战争，而是去跟敌人打硬仗，在领导上犯了表面是“左”而实际是“右”的悲观失望的错误，结果队伍失散了，王占春牺牲了，上千人的独立团打到剩下百把人(包括从厦门咖啡店转来的外地同志如何浚等)，留下的同志再分散发动群众，重建队伍，到1937年闽南又有一支几百人的游击队了。
福建永春、仙游、莆田、福安、罗源等地在开展农村工作，搞武装斗争，此起彼伏，后也接受漳州的经验，运用先搞一小武装去发动群众的办法，取得了成绩。事实证明，过去福建党发动武装斗争的办法，在开展福建农村斗争中是生了效的，福建党在陈祖康等叛变遭到了大破坏而仍保持了许多干部，就是干部下乡搞武装的结果，如果还照教条主义者那样，以城市为主或者搞农村地方暴动，机械的从减租减息搞起，那是很难设想能保留那样多干部的。
一九五六年五月廿三日于广州
——摘自《闽南革命史研究》第一卷
邓子恢同志点燃山城烽火的“雷公会”旧址。上图为老红军洪友得(前右四)、老同志蔡新生(前右五)、市老促会会长黄长茂(前右三)在县委副书记洪颐(前右七)、副县长王彩云(前右二)的陪同下，登上根椐地与老区人民合影。(县老促会供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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